新中国成立后，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，曾经为了工作服下硝酸甘油

前言

1948年11月下旬，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已经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彻底胜利，百万大军挥师南下，时任华北“剿总”总司令的傅作义不寒而栗。

但是此时的傅作义手里还有五十余万人，这些部队分布在北平、天津、察哈尔、河北等地。傅作义原本隶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，和中央军嫡系将领相比，傅作义就像是“后娘养的”。

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死守平津一带，本意上是想让傅作义和解放军两败俱伤，傅作义也早就看出蒋介石的阴谋，这也为后来北平的和平解放埋下了伏笔。

解放军势如破竹，迅速歼灭了北平外围的守军，并对平津一带的国民党军实现了分割包围。考虑到北平是前朝古都，城内有大量名胜古迹，除此之外城中还有二百多万平民。

基于以上两点，我军暂停了强攻北平的计划，尽可能的实现《孙子兵法》中所讲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

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早已是我党的一名地下党员，事已至此她已经没有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了，在策反傅作义的过程中，她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傅作义得知女儿是共产党员后，并没有生气，反而是把她保护了起来，让她免受特务的暗杀。

虽说傅作义有意和我军谈判，但是毕竟手中握有重兵，心中依然抱有侥幸心理。1948年12月22日，杨得志兵团攻克了新保安，歼灭了傅作义手中的王牌部队35军，随后解放了张家口，傅作义西逃的路被截断。

于此同时，解放军也对天津发起了总攻，仅用了29个小时，天津就被我军攻克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。傅作义南下的路线也被切断，北平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。

1949年1月31日，傅作义接受了我军开出的条件，同意北平和平解放，这使得北平这座古城免遭战火的洗礼，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入城仪式。

一、曾经被下属排挤

1949年2月23日，毛主席在西柏坡和傅作义见了一面，见面之前傅作义的心里非常忐忑，毕竟自己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选择了和平解放这条路，严格来说自己是个败军之将。

但是毛主席得知傅作义要来之后，亲自出门迎接，看着毛主席微笑的面孔，傅作义低下头说了一句：“我有罪。”

毛主席紧紧的握住傅作义的双手：“不要这样说，你的行为挽救了北平的百万群众，总的来说，你的功大于过，你也是有功之人嘛。”

听到毛主席这番话，傅作义紧张的心情舒缓了很多，于是试探性的为毛主席：“我是应该留在西柏坡，还是应该回到北平呢？”当时傅作义的家在北平，他自身当然是愿意回到北平，作为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，我军曾经许诺他，财产可以保留。

毛主席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你的家在北平，当然是回家了。而且党中央也要去北平，我们要召集各方代表商讨建国的事宜，你也将被邀请参加会议。”

听到这话，傅作义非常激动，作为一名败军之将，自己早就已经做好了被清算的准备，没想到却能参加我党主持的如此重要的会议。

傅作义当即向毛主席保证：“一定会尽力做好部队的和平整编工作，无条件的服从共产党的一切安排。”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国军的很多起义将领都还在部队服役，比如孔从洲、陈明仁、董其武等。而傅作义起义之后，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不再掌控兵权，准备离开部队。

当毛主席询问他今后的打算时，傅作义说：“大禹治水，利国利民，功在千秋，我想去河套地区从事水利工程建设，今后努力为人民服务。”

其实早在1943年，傅作义就曾经提出过“治军治水并重”的口号，他曾经发放水利贷款，在自己任职的绥远地区大兴水利。

当时他经常亲自去监督水利工程的实施，在他的领导下，河套地区的洪灾得到了有效遏制，当地百姓好评如潮，所以对于水利工程，傅作义还是有一定的经验的。

毛主席听完傅作义的话后，挥了挥手：“堂堂一将军，去河套搞水利，岂不是大才小用？河套太小了，你干脆去当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吧。”

1949年9月21日，在第一届政界会议中，周恩来宣布：“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由傅作义担任。”当时毛主席、朱德等人纷纷表示同意。

当听到这一消息后，傅作义泪流满面，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会议只能暂时停止。轮到傅作义讲话时，他说：“在国民党执政时期，我曾经也想过当部长，但是拿着真金白银却当不上，如今我没做什么，却当上了部长。”

其实关于水利部副部长，我党已经有了人选，但是毛主席却说：“既然是辅佐傅作义的人，那么就应该让他自己去选人。”

傅作义被毛主席的诚意打动，在挑选自己的帮手时并没有挑选曾经和自己一同起义的老部下，而是挑选了两个民主人士，分别是张含英和刘瑶章。

由于自己是起义将领出身，身份比较敏感，所以担任水利部长之后，对于水利部的文件他只观看，至于签字、批示等工作完全交给了副部长张含英。

即便如此，当时我党有很多老革命也对傅作义不服气，“一个曾经的敌人，凭什么当部长？”甚至有人说：“老革命不如新革命，新革命不如反革命。”

这些话被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，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这些干部：“傅作义当时手上还有20万军队，如果他誓死抵抗，我军至少要损失几万人。他的行为拯救了几万解放军，你们有什么不服的。”

但是，个别干部仍然不认可这名投诚将领，有时候傅作义参加会议，会吩咐司机故意把车停远，让这位有职无权的部长多走几步路。

面对这些待遇，傅作义总是一笑而过，毕竟自己作为投诚将领，没有被清算已经是万幸，所以受了委屈后他从不抱怨。

但是时间久了，毛主席却看出了一些端倪，所有水利部的文件，上面都没有傅作义的签字，身为部长，这种存在感未免也太低了。

北京第一届体育运动会期间，毛主席出席了开幕式，借此机会和傅作义沟通了一次。“是不是我们共产党内有人怠慢你？为什么文件上没有你的签名。”

傅作义马上否认：“我经常出差，有些文件由副部长批示也是一样的。”毛主席马上意识到了傅作义这个部长有名无实，已经被下属架空，于是委托周恩来处理这件事。

周恩来了解情况之后非常气愤：“凡是水利部的文件，如果没有傅部长的批示，一律无效。除此之外，还要让傅部长参加党组会议，并发表意见。”

从此之后，傅作义水利部长这一职位开始变得名副其实，有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支持，水利部的下属再也不敢对傅作义不敬。

二、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川河流

傅作义非常感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支持，在自己任职期间，没有辜负党和国家对他的信任，为了新中国的水利事业鞠躬尽瘁。

新中国刚刚成立，水利设施尚不完善，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之初曾经说过：“我国水利建设任务很重，在水利问题上，我还是个‘门外汉’，我不能辜负共产党、人民群众对我的信任，光坐办公室是不行的，必须要多去基层了解情况，向群众们学习，努力做好水利工作。”

当时傅作义一年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外面出差，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川河流，长江、黄河、黑龙江、珠江、淮河、海河等中国重要河流上的水利设施的建设都有他的身影。

当时中国的交通网络尚不发达，傅作义的很多次出差上到飞机，下到自行车，把中国的所有交通工具都体验了个遍。

很多山村道路坎坷，连自行车都骑不了，傅作义就和工作人员们一起背着仪器步行前进。虽说工作非常辛苦，但是傅作义却说：“无论干任何事情，都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考虑，少计较个人得失。”

1950年夏天，淮河流域连续降暴雨数日，个别地区在短时间内的降水量甚至达到了700毫米，淮河决堤数百里。

在洪水的肆虐下，4600万亩土地被淹没，受灾群众达到了1300多万人，89万间房屋被冲毁，这种级别的灾难数十年来都极为罕见。

“洪河口水头高丈余，波涛汹涌，万马奔腾。沿淮群众闻声相牵攀树登屋，呼号鸣枪求救，噪声震野。”

毛主席看着灾情的报告，焦急万分，对秘书田家英说：“不解救人民，我们还叫什么共产党。”当时朝鲜半岛已经响起了枪声，志愿军即将入朝作战，祖国的“后院”竟然出现如此灾难，党中央非常重视这次救灾行动。

身为水利部长，治理淮河成为了摆在傅作义面前的首要任务。但是治理淮河谈何容易，在过去五百年的历史里，淮河流域旱涝灾害频繁，基本上三年两淹，两年一旱。当地百姓深受其害，无奈的说道：“要水水不来，恨水水不走。”

为了治理淮河，傅作义多次到淮河的上、中、下游考察，以便对这条反复无常的河流有深入的了解。

当走到至淮河下游的蒋坝时，这里的道路十分崎岖，汽车无法通过，傅作义只能下车和其他工作人员步行。

为了驮运行李，工作人员雇佣了三头毛驴，当时有人考虑到傅作义的年龄比较大了，提出年轻人多背一些行李，给傅作义腾出一匹毛驴。但是被傅作义果断拒绝了，57岁的傅作义硬是和同志们一起走完了30里的路。

晚上，傅作义就在当地百姓家里借宿，由于洪水的原因，百姓家里也没有多余的粮食，傅作义就带头吃随身带着的发霉干粮。

到1951年，淮河安徽段的支流复堤工作基本已经完成，在傅作义的带领下，共修复河堤903公里，更是建成了当时的“亚洲第一坝”佛子岭大坝，以及石漫滩水库。

有了治理淮河的经验，傅作义便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母亲河黄河，相比较淮河，黄河的治理难度更大。

自古以来，黄河就是历代执政者的一块心病，黄河中下游，灾难不断。尤其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炸毁了花园口之后，母亲河的“脾气”开始越来越暴躁。

傅作义提出在黄河中下游建立水库大坝，而三门峡水库的建立就是在这时候被提出的。1957年，为了了解黄河沿岸的情况，傅作义从黄河下游的山东一带一直视察到了陕西潼关。

傅作义不仅关心黄河的水情，对当地的民生也是十分关心。每到一个地方，傅作义总是要去参观一下民工的宿舍，和民工们吃一样的饭，感受民工们的真实生活，很多时候他都和民工们一起在堤坝上过夜。曾经的军阀将领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尊重。

当傅作义视察到陕西时，正好是盛夏，黄土高原十分炎热，温度经常达到四十度。但是他依然按照计划去勘察每一处工程，以便及时发现问题。

当时傅作义已经63岁，由于常年风餐露宿，保持高强度的工作，不仅让他患上胃病，还让他有了心脏病。

医生劝他多休息，为了不让自己的胃有太大负担，他必须少食多餐。所以每次出差前，傅作义都会随身带一些馒头干，以便随时补充能量。

正是因为走得多，看得多，傅作义这个水利“门外汉”逐渐成为了一个水利专家，后来傅作义发表了很多关于水利方面的文章，这些文章在国际上被多次引用。毛主席夸赞他：“对于水利这一行，他是钻进去了。”

有一次在山西视察水利工作时，傅作义因为劳累过度，导致心脏病突发，被迫住院治疗。周总理得知情况后，马上派出专机，把心脏病专家黄宛送到了太原，同时让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一同前往。

在黄宛的治疗之下，傅作义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后来傅作义被送往了北京进行治疗，周总理两次前往医院看望他。

三、为了工作，服下硝酸甘油

短暂休养过后，傅作义再次投入到了工作当中，他深爱着这个国家，同时也深爱着人民，每当发生水灾，傅作义总会亲自到灾区指导救灾工作。

但是到了1960年之后，傅作义的身体状况就越来越差，1962年傅作义的心脏病再次发作，当时周总理正要出访中国的周边国家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他亲自从昆明打来电话对傅作义进行慰问，并委托邓颖超到医院去探望。

傅作义出院后，党中央考虑到他的心脏病已经日益恶化，于是决定安排他和夫人一起前往广州休养。

傅作义却说：“如果仅仅是休养，我不想去，如果要让我去做些工作，我可以去。”自从担任水利部长之后，傅作义已经习惯了忙碌，他早已决定为中国的水利事业贡献后半生。

到了广州之后，傅作义把休养变成了工作，他先后考察了花县水库、新丰江水电站以及新会、佛山、高要、从化等地的水利工程。

为了防止自己的心脏病发作，每次外出视察之前都会服下硝酸甘油药片。虽说体力已经大不如以前，但是傅作义每次都坚持登上坝顶，因为只有站在最高处才能俯瞰大坝的全貌。

但是到了1972年，傅作义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在继续工作，即便在病床上，他依然时刻关心着中国的水利事业。

晚年的傅作义除了关心中国的水利事业，他还时刻关心祖国尚未解决的台湾问题，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呼吁在台湾的“老同事”能够回家看看。

他曾经为台湾同胞们写下了一封公开信，信中说：“台湾有些老同事已经死去了，有些人是和我一起抗过日的，我深深的悼念他们。”

“血浓于水，落叶归根。大陆是咱们的家，七亿同胞无不殷切期待亲人们的归来。”

1973年8月的一天，傅作义在吃饭的时候发现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，无奈之下去了医院检查，检查的结果让傅作义的家人心凉了半截。

医生说：“傅先生的胃里长了一个比较大的肿块，现在已经不具备做手术切除的条件，患者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。”

周总理得知消息后非常悲伤，马上对医院下达了指示：“一定要尽力抢救，至少再保他能活一年。”

但是傅作义的病情依然继续恶化，所有人都明白，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为了让他去世前的一段时间过的更有意义，组织特意安排他参加的多次活动，让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多亲近一下自己一直热爱的人民群众。

1974年年初，傅作义剩下的日子基本上已经只能在病床上度过，周总理特意安排卫生部专门成立了医疗小组，并时刻关注对傅作义的治疗情况。

当时周总理也是疾病缠身，但是他还是在正月初二的晚上来到了傅作义的家中，傅作义见到周总理之后非常欣慰，两人畅谈了很久。

4月份，傅作义的病情进一步恶化，而周总理也已经被查出患有癌症。在罗青长的陪同下，周总理再一次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了医院看望傅作义。

周总理紧紧的握着傅作义的手说：“傅先生，毛主席说，你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。”当时傅作义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，听到周总理这番话，他的双眼里充满了泪水。

临终前，傅作义将全国解放前开办工厂赚得的380多万元全部上交给了国务院。当时北平和平解放，毛主席曾经亲口许诺，傅作义在解放前的资产会被全部保留。

但是建国之后，傅作义一家人生活过得十分清贫，他的确在解放前攒下了一大笔资产。这笔资产除了在1962年支援国家建设期间卖了40万元的国债，其他的分文未动。

1974年4月19日，傅作义病逝，享年79岁。组织非常关心傅作义家属的生活，周总理经常委托邓颖超去刘芸生的家中看望他。

当时国家每月给刘芸生每个月发放48元的生活费，周总理得知后立刻发出指示：“把刘芸生的生活费从每月48元增加到每月100元。”

从1949年到1972年，傅作义在中国水利部长这一职位上一共工作了23年，他是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，同时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。

曾经担任过水利部副部长的钱正英曾经评价傅作义：“我们和傅先生在一个部里共事多年，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，热爱社会主义，对水利工程一片赤诚。”

在这23年的时间里，北到黑龙江，南到珠江三角洲，西到天山山脉，东到滨河，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傅作义的足迹。

从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，到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，再到后来北平和平解放，傅作义的前半生似乎一直在和军队打交道。

当一个将军放下了手中的枪，开始从事民生事业时，就已经表明他已经真正的和人民站在了一起。

年轻时的杀戮和晚年的利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对于一个前国军将领来说，23年的水利部长生涯，是对他来说最好的救赎。